本网讯（华阴市人民检察院  刘国华）2012年以来，华阴市人民检察院认真开展不捕案件说理工作，积极探索和完善相关机制，坚持把不捕说理作为提高办案质量，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重点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和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所有不捕案件从犯罪事实、证据认定、法律适用、社会危害、诉讼风险等方面，通过制作《不(予)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》进行全面分析说理。今年1-5月共办理不捕说理案件3件9人。均制作了不 (予)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。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，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

具体做法如下：

一、院领导高度重视，扎实落实不捕说理机制

自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下发以来，我院党组对此工作高度重视，崔宏武检察长当即召开院党组会，听取侦查监督部门的贯彻意见，并结合我院的侦查监督工作实际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措施，成立了主管检察长刘杰同志任组长的不捕说理工作领导小组，把此项工作列入党组的重要工作日程，并纳入岗位目标考核，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，根据院党组的安排部署，我院侦查监督科以开展此项工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，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高检院、省院、市院相关文件精神，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，进一步增强开展此项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二、区分不同类型不捕案件，突出“三侧重”分层说理机制。

以前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，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不批捕，我院只向公安机关送达《不批准逮捕决定书》，通常以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不构成犯罪，或无逮捕必要等笼笼统模糊说明不捕理由，因公检二家对案件定性有时存在认识不同，加之同公安机关缺乏沟通，往往对不捕决定提出复议，为了加强不捕说理工作，今年，该院侦查监督部门改进审查工作制度， 针对案件不同情况分三层进行不捕说理分析一对于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的不捕案件，主要从证据入手，对证据锁链的严密性，客观性，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分析说理，并附补充侦查提纲，详细列举需补充证据。二对不构成犯罪的不捕的案件，主要从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上进行分析说理；三对于无逮捕必要的不捕案件，主要从法律依据和刑事司法政策上，重点围绕无逮捕必要进行分析说理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是无逮捕必要不捕案件，侧重于“准”。此类案件大多是故意伤害（轻伤）、数额较小的盗窃案等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、老年人犯罪案件。对于此类案件，侧重一个“准”字。注重从量刑幅度、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，是否系初犯、偶犯，能否保证诉讼，不捕是否会继续危害社会等方面进行分析说理。让公安机关和被害人达成对不捕处理结果的共识。

二是对于证据不足不捕的说理，侧重于“细”。证据不足不捕案件即存在证据方面的缺陷，对此类案件的不捕说理侧重于对案卷证据的认定和采信。我院从证据的合法性、客观性、关联性，证明力大小、证据的采信度、案卷证据能否形成证据锁链等方面进行分析，突出一个“细”字，重点做好对公安机关的不捕说理工作。一方面在做出不捕决定后，主动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联系，就案件证据存在的缺陷、问题向公安机关详细予以说明，听取他们对案件的意见，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；另一方面向公安机关发出《补充侦查提纲》，具体、详细地列明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及理由，使侦查人员心中有数，有的放矢地开展补充侦查工作，有效提高补查重报案件的质量。

三是对于不够成犯罪不捕的案件，侧重于 “慎”。无罪不捕案件既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，同时也是对前期侦查工作的一种否定，因而在做出此类不捕说理决定时，我院突出一个“慎”字，要求承办人着重从法律依据和刑事政策上进行分析说理，具体阐明不构成犯罪的原因及理由。

三、正确适用逮捕条件，提高案件质量

全面正确理解逮捕的三个条件，提高逮捕案件质量。长期以来，司法机关在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上“够罪即报捕”和“够罪即逮捕”的观念根深蒂固，忽视逮捕的三个条件中“有逮捕必要的”的审查认定，导致刑事案件逮捕率过高，法院的轻型犯罪判决率高。对一些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，并不一定能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。为此，我院转变逮捕是惩罚手段的观念，强化逮捕为强制措施的意识。正确适用逮捕强制措施，降低逮捕率，对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和缓和社会矛盾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。如我院办理的李某故意伤害一案，经本院审查认为：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故意伤害的犯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符合逮捕条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条、六十八条之规定，决定不予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，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。理由是李某在本案中没有具体实施伤害行为。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某有组织他人故意伤害的故意和行为。犯罪嫌疑人李某是否和他人商量、策划过故意伤害翟某一方的事实没有证据加以佐证。犯罪嫌疑人李某供述与被害人陈述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，从逮捕必要性方面考虑，本案属于故意伤害——（伤情鉴定结果）轻伤，犯罪嫌疑人李某没有直接实施伤害行为，且组织、策划的证据不足，根据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》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，属于证据不足。经审查，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、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综合考虑，认为对李某是否属于组织者证据欠缺，且被害人是轻伤无逮捕必要，遂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。

通过推行“三侧重”不捕说理制度，不仅提高了办案人员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能力和释法说理的水平，而且消除了与侦查机关、被害人之间对案件认识的分歧。办案人员不仅能够按照“当宽则宽，宽严相济”的要求正确处理案件，而且实现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的理解支持，特别是对检察机关的认可度普遍增强，解决了久拖不侦，久侦不结的现象。减少了案件复议复核、被害人涉检上访、涉检申诉等情形的发生，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， 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

（编辑：晓侠）